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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访 Ian Johnson:宗教复兴遭遇收紧治理,中国要打一场“灵魂之战”吗?|深度|探索学院|端传媒 Initium Media
中国宗教政策的转机其实始于1982年,邓小平宣布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中共下发19号文件要求重新认识宗教和民族问题。即便是在文件公布的数字里,人们也惊奇地发现,在中国宗教遭受过控制、打压、改造甚至消灭的环境下,基督教人数仍然取得惊人增长。香港中文大学神学院院长邢福增认为,这绝不可能是1979年之后才发生的,他引用自己有关中国基督徒的口述史研究,佐证这场复苏是从文革期间的地下状态或第二社会(The Second Society)开始的。

英文学界的一些主张曾经认为,只有制度性的、正统的宗教才能酝酿出真正的信仰,并以此认为中国没有宗教。张彦没有囿于这种认识,他对中国宗教信仰的评价更接近学者杨庆堃的“弥散性宗教”(diffused religion,又译分散性宗教)的概念,即不成系统却无处不在。张彦形容所有宗教像在一个持续的光谱(Spectrum)里:“一方面,宗教是非常哲学化的,是关于精神领域的,另外一方面,宗教有纯仪式的一面。”因此,他不轻视“拜拜求平安”这样的普通民众看似“无主”的宗教生活,同时分配了一大部分注意力给不经中国政府认证的“地下教会”。

为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中国各地开展“四进”活动,意指国旗、宪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入宗教场所,这些做法为境外各类“中国禁闻”增添了啼笑皆非的谈资。

我认为宗教复兴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让中国人自己产出一套新的、属于中国人自己的价值体系。你知道,政府想要将自己的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加到人民身上,政府也拥有这种至上而下的权力。虽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也包涵一些有价值的传统观念,但这些传统观念是对政府有利的。我注意到的一件事是,很多人觉得中国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丢失了很多框架、传统、价值体系和人们在社会中共同生存的方式。这些年人们尝试重新去寻找这些东西,很多底层的中国人民开始寻找自己的传统和价值观。

欧洲,柏林墙也倒塌了。中国的共产党看到并研究了欧洲的这一变化,他们注意到共产主义在欧洲失败的部分原因是因为那里有太多民主社会组织了,比如说波兰的基督教会、东德的新教教会,贸易组织等等。中国领导是不会允许宗教组织发展到如此有组织性的地步的。

我个人不认为任何一种宗教可以拯救中国,但中国可以通过发展宗教去改变自己。

政府想要利用宗教,并且选择宗教中的赢家和输家。比如现在,政府选择的就是佛教和道教,于是他们就攻击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于是便会发生各种情况。

宗教局前局长叶小文,他管理宗教局很长一段时间,他相对比较独立、是个很有意思的人物,但是政府可能不喜欢这样,可能政府认为宗教局有太多所谓专家,而且对宗教太过同情。即便宗教局的人是无神论者,他们还是会同情并理解宗教。

法轮功跟基督教家庭教会相比,规模还是算小的。所以我认为政府不会再这样打压宗教。

去年政府关闭了三个最有名的地下教会(编注:北京锡安教会、成都秋雨教会、广州荣桂里)

政府注意到了宗教的复兴并且想去控制它,就像几年前政府控制了非营利组织(NGO)一样,在这之前他们还控制了网络。共产党有时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去做出反应,但他们总是会做出反应的。

假如在中国有1600万天主教徒,一半在独立教会一半在政府教会,如果每个独立教会有500名成员,那么就会有16000个教会。实际数字一定比这个更多,因为不是所有教会都有500人这么大的规模。所以我认为政府不可能关闭所有教会,他们所做的是在警告:第一,不要有政治倾向,第二,不要有太高的组织性。

新疆发生的一切是很可怕的悲剧,你不能用武力去改变人们的想法。

中国对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应对方式,培植佛教、道教、民间信仰,但打击外来宗教如天主教及伊斯兰教。

我认为“政府”(government)也是一样,它没办法控制社会的所有方面。它或许可以控制非营利组织、关闭独立电影节、终止女性运动、民办教会,但是到最后这些只会毁了政府自身。我认为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非营利组织和各种公民组织。一个稳定的社会不应是人造的、外表强大的国家,看似坚硬实则易碎,都是外强中干的。

天主教在过去几年间的人数增长几乎“停滞”。你看,新教教徒从1949年的100万人到今天,大概有5000-6000万的规模,佛教、道教的人数以亿计,而天主教徒仅仅是从300万到了1000万,这期间中国人口数量翻了三倍(编注:1949年的4亿到如今的近14亿),意味著天主教教徒的增幅仅与人口增长相当。

我认为天主教的问题是它没有参与到宗教复兴中去,它是唯一一个没有发展壮大的。教皇可能认为如果解决了牧师等人事问题,比如若是可以让主教、牧师都被合法认证,那么教会就可以更好的发展。

当中国政府说“宗教本土化”的时候,他们的真正意思其实是所有在中国的宗教都应该被完全控制。

我认为这种爱国主义的问题在于人们获取的信息有限,所以他们经常下意识的就认为政府有在做事。

至于共产主义,我认为现在几乎没有人真的信仰共产主义了。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他们寻找的是一种理想主义的东西,而这其中共产主义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可靠,因为毕竟中国还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但我不确定人们是否还真的有被共产主义所激励著。

有机的(Organic)东西是从公民社会中产生的。不管怎么说,好莱坞就是美国的一个软实力,但它不是政府的产物。所有的好莱坞电影,以及这些电影所传播的美国思想,都不是政府权力。

真正的软实力是,以佛教为例,如果中国的佛教足够活跃,有新的佛教思想家出现、新的佛教书籍出现,就像20世纪太虚大师创办的“人间佛教”,那么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会赞叹中国发生的这一切,他们会认为中国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国家。这才是真正的软实力,而不是孔子学院这种政府控制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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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h 2019 by aries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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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first female heritage architect Lin Huiyin (林徽因 1904 -1955) ) and an ancient Buddhist rock statue. The p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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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ember 2018 by aries1988
陈浩武:为什么要让石门坎重新回归公众视野?
我们今天要让石门坎重新回归公众视野,并非突然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因为中国当下普遍面临着一种深刻的精神危机,这种危机就表现在社会仅仅关注经济增长而罔顾对环境造成的破坏,甚至有断子绝孙之忧;再加上人际之间信任关系丧失,精神领域的荒废、理想的荒芜、信仰的崩溃、道德的沦丧这些方面,我相信所有的人都不会怀疑当今社会所存在的这些问题。

唐代“会昌法难”以后,佛教的精神气质在发生变化,它不再是原来印度的那个佛教。其中,以龙树为代表的大乘佛教哲学思想,逐步被佛教的净土宗和禅宗取代;佛教的净土宗和禅宗是非常世俗化的宗教,而具有哲学思辨意义的“三论宗”和“天台宗”基本消失。今天在中国大陆,已经找不到原教旨意义上的天台宗寺院。我几乎走遍了中国现存的大概几十座天台宗的寺庙,它们都成了禅宗寺院。

佛家由于没有经历过宗教改革,没有神学思想的觉悟,它对精英阶层慢慢地丧失了吸引力。另外,我们在全世界的范围内,也找不到一个佛家文化导致这个国家现代化的范本,说明佛教和现代文明是明显地缺乏亲和力的。

“五四运动”带来的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当时的思想领域有三大流派: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激进的革命派,以胡适、蔡元培为代表的所谓自由主义,和以章士钊、严复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前面两派在五四运动以后形成国共两党,他们在某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就是主张激进革命,主张反传统,打倒孔家店;而保守主义的一派很快销声匿迹。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无论是儒、释、道,到了文革,统统都变得奄奄一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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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ober 2018 by aries1988
中国人的天下观 - 见素抱朴JSBP - 简书

所以佛教传入中国后,在外来文化的刺激下,华夏人把道家、阴阳家、神仙家杂糅在一起,教团化形成“道教”,抵制外来的文化侵略。因为”华夷之辨“的心理,当时华夏人认为来自印度的佛教不过是一群蛮夷的文化宗教,无君无父,出于一张盲目的自信心,进行抵制。但是后来,文化碰撞后,发现佛教文化可谓九天龙象,言中华文明所未曾言,还由于五胡十六国时期,许多君主都是蛮族,于是佛教广泛传播。即使因为佛教的故土,华夏人认识到同样的文明印度存在,但是华夏人的天下观依然不变,认为自己是唯一的文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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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uary 2018 by aries1988
博物志: #81:牛首山震撼记
在南京下了火车总能看到一个大广告牌上写着「来南京,总要去一次牛首山」——于是我们去了。老实说我一开始是抱着看笑话的心情去的,因为早就耳闻牛首山俨然小雷音寺的排场,想去见识一下。后来发现,土豪超过了一定阈值就只剩下震撼了,让人脑子里根本分不出精力去辨别和思考,释伽牟尼顶骨舍利放在这宫殿里反倒显得像是点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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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tember 2017 by aries1988
敦煌往昔 - 经济观察网 - 专业财经新闻网站

中国文明是在黄河文明与中亚文明激荡之下的产物,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的互动构成文明盛衰秘线,草原的作用不容忽视。以契丹人建立的辽朝为例,不谈其政治文明建制的成就,单单就其存在的时间看,其历史跨度仅次于汉唐。南宋往往被视为中国正统,事实上若论版图,辽国金国更应被视为代表。《敦煌》中有一句话,世上一切皆因缘。当太多的变动,太多的离别,太多的伤害,我们不能接受之时,就将其看做一种业,一种承受。我们的祖先和族人,最大的成就之一是活下去,他们的血液,仍旧在我们的身体里游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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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il 2017 by aries1988
数字敦煌
这里让你走进敦煌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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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h 2017 by aries1988
Buddhism and languages

Among the more curious linguistic facts about the transmission of Buddhism from India to China is that the earliest translations of Buddhist texts into Chinese were done neither by Indians nor by Chinese, but by Iranian speakers. One of Forte's specialties was precisely on the Iranian individuals who were involved in the cultural transfer of Buddhism from India to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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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h 2017 by aries1988
中国人和日本人的茶文化到底有啥区别?
在古代中国,即便是贵族或士大夫人群中,喝茶始终只是一种休闲养生方式,至多像陆羽那样为之附加一些文化意义,却从未将其郑重其事到与儒家天道伦理相提并论的程度。在日本,则恰恰相反。喝茶的习惯是随佛教传入日本的,而正如佛教史大家村上专精指出的,自日本最早的奈良佛教,就“由于和政治牵连在一起,所以和争夺政权相纠缠”,因而“可称之为政治佛教”(《日本佛教史纲》P4-5,商务印书馆1981年11月版)。随佛教而来的茶,自然也难逃此命运。事实上,正是因为它在日本不仅承担休闲养生的功能,还要帮助僧侣获得权力的赞助,它才逐渐把自身凝炼成为一种极具仪式感的“道”,而不是中国人那种随意随性的喝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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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 2016 by aries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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